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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这个意思在儒家那里更为显豁：心具天德，心有不尽，则于天德不尽，其于知天难矣。

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天理 三纲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伦理准则，也是传统政治、法律领域的元规则。

朱熹虽然认识到有一位至高天的存在，但他对天的内涵与属性未能深加探究，对纵向的天人关系关注不够，以至于对天之理一知之甚少，于是分殊成为其人伦关系的主要内容。[43]朱熹对二程的这一理论进行了继承并予以发展。人伦之间的关系形态、关系的内容都是天理的体现，所谓人伦者，天理也。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10]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读大纪》。

论到君臣关系，朱熹认为为君当知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礼。朱熹认识到人情自有偏处，因此臣子对君主进谏是其本分：所敬畏莫如君父，至于当直言正谏，岂可专持敬畏而不敢言。在此过程中，信和义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外延得以扩大。

这不仅是中国古代认识论与伦理学交融贯通的例证之一，也揭示了先秦儒家思想中事实认知与价值评价彼此交错的理论特质。此外，若从信和义本义（真、善）来看，如果说孟子德—王、力—霸是基于君子仁心仁政和强权政治所作的分殊的话，那么荀子王霸之辩则关涉政治合宜与否和政治正确的问题。据字源和字形，信含有事实之真和价值之善的倾向，被赋予德性价值，如诚信、守信等。其次，惟义所在构成君子与时屈伸的重要行事原则。

具体到孝养双亲时应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荀子·子道》）。仪者，度也，今威仪字用之。

追溯来看，《易传》初步讨论了主体德性与言说之间的关系：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另外，以类似视角分殊王、霸的说法也见诸《礼记·经解》：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据《论语》记载，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后世学者对相关理论的阐释也是如此。

（《周易·系辞》）其三，形容词性的信，含义如下：（1）真实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据此而言，先秦儒家德性传统的历史演进理应获得更多的考察和关注，然而既往关于该论题的研究成果并不尽如人意。 在传统儒学思想体系中，儒学观念的产生、知识的言说和理论的构建往往与诠释实践关联在一起。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孟子·尽心下》）。

查检得知，《管子》中有数处关于义王理论的表述：其一，信和义是王的必备素养之一：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管子·幼官》）。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孟子·公孙丑下》）比较而言，荀子对管子则多有嘉许：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荀子·仲尼》），知一政于管仲也（《荀子·王霸》）。

综上来看，义主信从论的推进阐释进一步明晰了信义之辩的具体理论形态。具体到信和义的关系而言，先秦儒家知行论则呈现为义主信从的行动原则。

7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639页。但在原初意义上，它们二者与伦理价值具有一定的距离，是经过历史赋义和理论阐释的过程而被纳入先秦儒家德性论之中的。相较于孔子遮掩式的表达，学生有子则明确提出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的主张（《论语·学而》），言非礼义则直接被孟子嗤之为一种自暴的行为（《孟子·离娄上》）。原因在于，主体经由修德所成就的人格精神世界总会外化为外在的言行举止，故在此意义上说，主体之言行不仅包含真（诚）假之分，也有雅俗之别，尤其是那些具有深沉文化内涵的、正向的言说之知往往对主体产生积极的效果。荀子义本信次思想的提出，不仅有助于重新阐释传统王霸之辩的内涵，也有利于规避孟子一味排弃霸道政治的做法、缓解王道与霸道之间的理论张力，使得政治治理在追求符合道义的同时，有了以信保国存家的理论依托。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结语以上是对信和义的字源字义、用字法，及它们所关涉的先秦儒家相关论题的考察梳理。而且在先秦儒家那里，这一争辩在主体行动、政治实践和言说之知等层面分别获得了不同的表现形式。

 注释：1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页。邢昺疏曰：皆为诚实不欺也……诚者，复言之信也。

孟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说法，点明了主体言行的规范性原则：所言不必真正予以守信、所行不必一定真正实现，而是务必要合乎义。因此，可以对休谟之论有所回应。

这一特征形成的原因在于：无论是主体行动的原则，还是政治治理理念，抑或是言说之知的价值取向，整体上不仅关涉对是什么层面的事实拷问，也同时关乎意味着什么的价值追求。一言以蔽之，在先秦儒家言说之知的讨论中，言合信旨在求真，言合义旨在合宜。尽管注疏者都认为是转相训也，但其中却没有信。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

（二）惟义所在作为内在品格，德性化为主体行为的规约，构成其具体言行的指导原则。与此相关，信也内在地要求个体在现实活动中应当践行守信。

循着信义之辩的演进，荀子义—王、信—霸思想的提出表明：义的贯彻在于治理者以礼义治国、施行合乎道义的法律和政治，以及与群臣葆有合乎道义的志向。【23】因此说，信在原生意义上常被视为言说之知的首要特性，类似说法用法，不胜枚举【24】。

因主体德性的稳定性等品格，使之在解释信念成真的进程中具有突出贡献。从另一个层面考察，义（義）为仪（儀，[yí]）的本字。

段玉裁注信曰：人言则无不信者。于此也彰显了中国传统认识论的重要特点之一，即认知与评价的纠葛统一。需要注意的是，荀子以信为治理理念的霸道不再是以兼并诸侯为能事，而是自立自强、自我保存的一种治理方式。二、主体行动的原则：惟义所在在先秦儒家德性思想的讨论和表述中，信和义通常以文意上的逻辑关联的形态出现，且以义的主导性和信的从属性为主要表现形式。

而置于信义之辩的论题下来看：男女授受时的亲与不亲涉及事实层面的判断——不亲为合于礼而为是，反之为违礼而为非;嫂溺是否援手涉及价值层面的选择——援手属于权变，反之是豺狼也。总体来看，信倾向是描述性的概念，约可归为是的范畴。

21自麦金泰尔对规范伦理学指摘以来，德性思潮一度复萌，并触发诸领域的德性转向，德性认识论（Virtue Epistemology）即为代表。其一，义本信次的视角：义—王、信—霸。

不限于此，由于信和义所饱含的德性意蕴，以及义的原则性倾向而言，先秦儒家言说之知合义的价值追求不仅突出主体德性品格对知识规约的意义，而且呈现出知识论层面的求真（信）与价值层面求宜（义）彼此交错的现象。27德性认识论的研究者已开始利用儒家资源，探讨德性认识论的相关议题。